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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美玉，祖籍湖北黄梅，1873年生于江西九江。她是中国护理教育的奠基人、中华医学会开创者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留美学习西医的女性之一；她不仅创办了九江妇幼保健医院（前身为伊莉莎白·斯凯尔顿·但福德医院），还奠基了九江护理学院的前身。在为医院筹款扩建的同时，她也在庐山牯岭置地建房。
十多年前，美国人斯坦利曾到访庐山，向庐山博物馆捐赠家族与庐山相关的珍贵老照片。斯坦利家族自19世纪末来到中国，其足迹遍布长江及支流沿岸的诸多城市与地区。斯坦利曾为探寻家族在中国的过往来到九江，并在此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的家族与九江、庐山渊源深厚，且与石美玉曾有交集。后来，斯坦利从家族史中梳理出石美玉的事迹，编撰成书、自费翻译出版。他赠予了我一本，由此我开始收集与石美玉相关的资料。
石美玉的成长之路，始于家庭的开明与支持。出生时，父母一致决定将来不给她缠足，这在当时当地几乎是闻所未闻。他们的做法首先有来自亲友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小美玉身边的女孩开始缠足，没缠足的她遭到了同龄人的嘲笑。但石美玉是幸运的，因为父母的开明，她不仅没有缠足，反而走上了与其他女孩不一样的道路。八岁时，父亲送她跟随外国医生学习西医基础知识，不久进入西式女子寄宿学校学习。
在校期间，美玉与同龄好友康爱德一同求知。在重男轻女观念盛行的时代，康爱德作为期盼诞育男丁家庭的第六个女儿，其命运原本充满坎坷，所幸得到贵人收养，方得存活，并最终成为中国医疗事业的先驱者之一。这对好友是该校的第一批毕业生。石美玉在十年的求学中不仅接受西式教育，还常在外国人开办的诊所担任翻译并实践操作医疗设备，由此打下了坚实的西学和医学基础。
1892年，石美玉与康爱德在她们的美国老师昊格矩（GertrudeHowe）陪同下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因为前期充分的入学准备，她们以优异成绩一同考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为了让老师和同学正确地念她的名字，石美玉将自己的中文名译成玛丽·斯通（MaryStone），康爱德的英文名字是艾达·卡恩(IdaKahn)。昊格矩是这两个中国女孩生命中的贵人，她不仅培养她们考入了密歇根大学，为了让两个中国女孩能适应美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还亲自陪读了两年。
四年后，她们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典礼上，两位中国女孩一起登台领取学位证书，大家起立为之鼓掌。密歇根大学的一位著名校长、曾任美国驻清公使称赞道：“与我们美国的女性相比，这两位中国才女毫不逊色。”
回国前，她们应邀前往芝加哥参观那里的医院。在芝加哥，她们遇见了支持她们并与她们结下了毕生友谊的但福德医生，在百忙中，但福德医生抽空亲自带领她们与各个医院的负责人会面。她们获得了所有认识她们的同行的认可，并带着众多作为礼物的医学设备，一起回到了祖国。她们毕业时，一位教授预言，她们“将为这所大学和她们选择为之工作的地方争光”。
1896年初秋，学成归国后的石美玉与康爱德甫抵九江，即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回国第三天就有病人求医，于是，她们在一间改造后的住宅里开始行医。成功救治的几例疑难病人让她们声名鹊起，来就诊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2月，她们不得不租一栋房子来收治病人。病人不仅来自本地，很多临近省份的也慕名而来。据记载，1897年的某月，她们的小诊所共接待病人2353人，出诊343次。
她们不仅在诊所收治病人，还乘着轿椅深入乡村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当完成救治返程时，她们的轿子周边经常被扎上红布，鞭炮为她们送行，一路上都是人们的高声赞美。在她们的诊所门廊的墙上，经常可以看到悬挂着表达谢意的牌匾。她们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深受人们的爱戴。据记载，石美玉染病静养期间，九江知府出告示：禁止任何车马经过她住寓的街道，以免影响她养病。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撰文介绍了她们，使这两位保持天足、积极进取的清末新女性形象广为人知，她们甚至还收到了改良派高官让她们赴其辖区工作的邀请。她们选择扎根九江，专注于服务当地民众。作为留学归来的杰出女性，她们的行医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反对女性缠足、鼓励女性接受教育的社会新风尚。
回国初期，她们本想稍作休整，探访亲友，但求医者络绎不绝，几天后便不得不投入工作，专门收治妇女儿童。简陋的诊所很快不堪重负。为了改进治疗条件，决定创办一所医院，于是她们写了不少求助信，但一直没收到回信，直到1898年底，她们收到但福德医生的信。但福德医生一直在帮助她们募集资金以建造新医院。她们自己起草方案，请了一位美国建筑专家帮助改进和修订，在建造过程中，严格按照这个方案执行。
1900年，医院建成，其设计令人惊艳，除了一般医院的功能室外，还有先进的手术台，并配套有蒸馏和提纯装置的消毒间，图书馆中间还有一台显微镜——医院的每个细节都显示了设计者和建造者的前瞻性和严谨性。迁入医院不久，因义和团运动，她们不得不离开九江避难。几个月回来后，所幸医院没有遭到损伤。
1901年12月7日，医院正式开业，石美玉任院长，为了纪念但福德医生的夫人，医院被命名为“伊莉莎白·斯凯尔顿·但福德纪念医院”。医院开业后，每月求诊病人达3000多人，工作压力陡增，开支庞大，且常有患者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尽管财政紧张，她们始终坚持减免贫困患者的医药费。在繁重的诊疗工作之外，筹措资金成为她们另一项长期而艰辛的任务。
1902年，因工作需要，康爱德赴南昌开拓医疗事业，不久，创办康济医馆。1911年，扩建为南昌妇幼医院（南昌妇幼保健医院前身）。康爱德曾再赴美国进修，并多次到美国为医院筹款。期间还因医院，赴天津官办医院工作了两年。1931年，康爱德因积劳成疾离世，享年58岁。
1906年冬天，石美玉医生患上了阑尾炎，她给自己诊断之后决定采取保守治疗以缓解病情。但疾病的反复发作，让她不得不接受朋友的建议赴美做手术。1907年初，朋友们为她在美国安排了最好的医疗护理。手术后，她没有歇下脚步，在美国朋友的陪同下参加各种聚会和活动，结交朋友，各种演讲，参观医院，拜访母校，看望昔日老师和朋友，参加新兴医疗专业讲座。
1909年，她带着当时最前沿的内科医学回到祖国，还为医院配备了更先进的设备，大大提高了日常手术的效率。她用募捐来的资金建造医院辅楼，为护士们建造了新宿舍。并在庐山牯岭盖了一幢平房，供夏季发热的孩子和医院员工避暑、疗养。
石美玉深知医学发展日新月异，为获取前沿知识，她经常致信国外友人索取最新医学期刊资料。1918年，她再次进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进行博士后深造，并将所学用于推动中国医疗事业。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医院得到空前发展，石美玉医生也一直是这里唯一的负责人。这家医院，就是今天的九江妇幼保健院。
康爱德医生离世之后，石美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不仅致力于治病救人、管理医院，更深知培养本土医务人才的紧迫性。为培养得力助手，她开办了护士学校（九江学院护理学院前身）。学校的学生多来自贫困家庭，缺乏基础文化。石美玉亲自授课，她在门诊部的一个小房间放了一条长板凳，护士们可以坐在一起听课。她亲自翻译英文自编教材、购买教学设备，对护士进行大量的实操训练。为了提高护士的教育水平，她还和当地西校合作开设高中课程，使那些只接受过初中或小学教育的护士，能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石美玉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引进西方医学的关键，是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护士队伍。她依靠护士们作出了很多治疗病人和管理医院的决定。在她外出时，医院管理就由护士负责。
与此同时，她注重优秀学生的深造，积极筹措资金争取外资，送她们赴美留学。被尊称为“护士之光”、“护士之母”的伍哲英，就是但福德护士学校的杰出代表。伍哲英，福建长乐人，1908年来到但福德护校学习护理。1912年毕业后，她一边工作，一边在西式学校学习高中课程。1915年，石美玉为她争取到了美国霍普金斯护理学院学习的机会，在完成三年护理课程后，她又去纽约莱茵医院进修产科、检验科和放射科。回国后，伍哲英拒绝了高薪聘请，毅然回到但福德医院，担当了石美玉的得力助手。后来，她出任中华护士会首位华人会长、中国红十字会护理委员会主席，并成为著名护理教育家。可见，伍哲英的一生，得益于石美玉的精心栽培与扶持，并成长为中国女性护理事业的中流砥柱。石美玉家族中的所有女性和男性都在她的引导和帮助下，为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石美玉总是强调护士在传播西方医学中的重要性。与临床护理相比，她更加重视公共卫生护理。她创办的护士学校尤其强调为农村提供医疗卫生保健。随着医疗业务的发展，但福德护士学校也不断发展壮大，课程增加了公共卫生内容，学生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护士们深入社区为居民们开设公共卫生讲座，赴农村开设诊所，处理难产、做小手术、分发药品等，将医疗服务延伸至边远地区。石美玉的护理教育项目重点之一是产科。除了在医院带教以外，她还带领护士们外出接生，指导护士学习处理难产的技能。她派遣在校高年级护士外出独立接生。指导护士在院外建立了临时性种痘诊所。1909年，她用募集的经费建立了“护士之家”，为学生们提供更加舒适的住房和娱乐条件。
1915年，石美玉参与筹组中华医学会，并担任副会长。好友但福德医生看到她工作非常辛苦，欲安排外国护士协助工作，被她婉言谢绝。她坚信中国护士有能力胜任，并以实际行动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女性的偏见，也增强了同胞的自信。尽管医院和学校的发展主要来自外资，但她始终坚持行政与财务管理独立自主。当与长期合作的海外组织理念发生分歧时，她毅然带领团队迁往上海，白手起家，首次建立没有海外组织资助和领导的伯克利医院和护士学校。她的新医院主要收治女性病人。她的护士学校收费也很低，而且学生毕业会获得中华护士会证书。
1920年代后期，石美玉还建立了上海第一所接收男女生的高中，并建有男女生宿舍楼。她还建立了孤儿院，附设小学和中学。收养的孤儿大多进入大学深造，甚至海外留学，这些孤儿最终都回国服务于社会。1934年，石美玉堂外甥梅国桢回国，加入伯特利医院工作，此时已增设了男医院，并开始招收男护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医院和护士学校都被炸毁。石美玉带领团队南迁香港，继续医院、护校和孤儿院的工作，与此同时组织学生加入红十字会救援工作。在香港期间，她没有停止筹款，随时准备着回上海的重建工作。抗战结束后，她回到上海重建了学校、医院和孤儿院，其规模日益壮大。
1949年她移居美国，并在那里继续开拓伯克利的医疗事业。1952年上海伯特利医院被政府收为国有，现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1954年12月30日，石美玉安息在美国南加州巴萨迪纳（Pasadena），享年81岁。
石美玉女士终生未婚，将毕生精力悉数奉献给了中国的医疗与护理教育事业。她不仅是近代女性解放的先驱，更是中美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作为意志坚定、独立自强的知识女性，她怀揣炽热的爱国情怀与深切的悲悯之心，凭借非凡的勇气、智慧与毅力，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局中，为中国现代医学，尤其是护理事业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堪称当之无愧的行业奠基人。她的传奇事迹，为世人留下了令人敬仰的精神遗产；而她播撒的爱心种子，如今早已绿树成荫，硕果累累，馨香远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