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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27日，在清华大学迎来建校36周年之际，清华人发出了这样的心声：“熟悉清华历史和清华现状，尤其是亲身参加过清华生活的人，都会感到清华自始就被一种伟大而深刻的精神所渗透所贯串这精神就是对国家民族的锲而不舍无往弗届的大无畏的爱。”正是这份大爱与责任感，让清华人在漫漫长夜中，决心共同为新中国的成立、为新清华的建设而努力奋斗。
战斗在第二条战线日，西南联大完成战时之使命，宣布结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开始复员北上。复员初期，北平进步力量较弱。即使是在进步力量较强的清华大学，也只有党员十几人、“民青”盟员二三十人，一度陷入沉寂。为此，地下党提出迅速适应新的环境，深入团结同学，重新聚集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斗争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在广泛团结同学的基础上，1946年12月26日，清华建立了复员后第一届领导下的学生自治会。自治会在团结和领导组织清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12月30日爆发的“抗暴运动”首先掀起了北平学生爱国的第一个高潮，成为北平的转折点。
之后，清华大学的学子们相继参加了“五二○”、“六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为克服失学危机而开展的“助学运动”，为抗议非法逮捕及“于子三事件”而发动的反迫害运动，“保卫学联、反迫害”运动，挽救民族危机的“反美扶日”大，以及“反剿民、反逮捕”等一系列斗争。这些汹涌澎湃的，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大家唱”歌咏队是复员后清华成立的第一个学生社团。与专业文艺团体不同，它“把歌唱当做一种反对和改造现实的武器”，主要歌唱来自内地的民歌以及一些民谣风的新型创作，内容上多反映底层人民的痛苦，以及对痛苦现实的讽刺与反抗。他们所介绍的歌曲差不多每个清华同学都会唱，在每一次中歌声发挥了极大的力量，被誉为“打气歌咏队”。
由学生自治会学艺部主办的“一二一”图书馆则被誉为“清华人的精神粮库”。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自治会通过募集基金、书籍，征寻义务工作同学，健全组织等多种形式，使得图书馆茁壮成长起来，发展到藏有图书1800余册，报纸10种，杂志30余种，工作同学50余人。前来借书的同学络绎不绝，其中还有一些进步教授秘密通过同学来借书。在这里他们可以借阅到许多“”，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这些书籍成为“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使很多同学得到启迪，“改变了人生的航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8年春，为了团结更广大的同学，党强调进一步把工作深入到系级，通过自治会号召社团骨干分子回到班级，各系级纷纷成立了以班级为单位的读书会、壁报社、歌咏队、生活小组等。
团结、活泼、友爱的团体生活，不但使同学们在生活、学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精神、思想上得到了锻炼，而且使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清华园里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朝气和青春的活力，清华园成为“国统区的小解放区”。
1947年“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之后，为了将同学们高涨的斗争热情巩固下来，并“引向更高的思想境界”，7月份，在地下党和“民青”小组的组织安排下，面向清华园附近农村开设的识字班诞生了。同学们想办法筹集活动经费；认真编印反映农民生活的教材，免费发给他们；到附近农村敲锣打鼓地宣传动员农民及其孩子参加识字班。看着学生人数一天天增加，“先生”们感到了无比的快乐。
下乡教书的过程，也是同学们了解民情、认识社会现实的过程。他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农民的疾苦和生活的艰辛，尽其所能地帮助农民解除切身痛苦。
1948年春节前夕，当下乡的同学们得知附近本来已经饱受饥饿的农民还要被迫交纳各种苛捐杂费时，全校25个系级社团发起了“二斤面”运动。全校师生从自己有限的伙食捐出2900斤面、10斤大米和140万元现款，通过在农村工作的识字班同学调查，分发给969位贫困农民，希望他们也能吃上一顿饺子。儿童节前夕，识字班老师设法募来25匹布，让家长为孩子们每人做一套新衣服。
在识字班开办不久，清华还组成了以生物系同学为骨干的医疗队，提着药箱为农民送药治病。他们为农民诊腿疮、点火眼、治麻疹、打蛔虫，一年内医治的病人达1500余人，1948年春还为1000多位农民接种了牛痘。
共同的命运，让清华人的心紧紧联结在一起，更加团结，“师长、同学、工警一天比一天更像一家人”。他们携起手来，并肩战斗，共度时艰，共同迎接黎明的到来。
关心同学生活，是地下党组织的重要工作之一。学生自治会领导同学们为增加教育公费而斗争，同时还根据同学的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举办各种膳团，负责膳团的同学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全体同学服务。在办好膳团的同时，自治会生活福利部还想方设法为同学们的各种生活困难提供帮助。
工友们是校园内不可或缺、然而地位低下的一群人，同学们对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充满了同情。很多同学为了交纳不断上涨的饭费被迫出卖自己的衣物，却尽可能地将许多工友接纳到膳团中一起用餐，而不增加工友们的饭费。除了在生活上同情关心工友，同学们的思想也在起变化，他们感到“眼中的工友渐渐地变了，由异类变成同类”，由昔日理所应当照顾服务他们的工友，变成了与自己有着平等人格的同胞。
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感情也在共同的抗争中日益加深。抗暴运动，“五二○”反饥饿、反内战等一系列中，学生们的行动都会得到老师的同情与支持，他们大声疾呼、严正抗议政府暴行，给予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和要求以有力声援；在残酷的斗争中，有更多的老师直接加入到请愿队伍的行列中，和学生们一起唱着“团结就是力量”。
1948年11月，在政府策划的“迁校”计划中，全校绝大多数师生采取了高度一致的立场：“拒迁！”这一阴谋破产后，政府又紧急制定了“挽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计划，派专机接人南下。但是最终，清华大学除了极个别教师乘飞机南去外，全校200多位教师全部留校迎接解放。
